从二重证据到多学科相结合

江林昌，1961年生，杭州人，教授。1988年至1994年在浙江大学（原杭大）师从姜亮夫、崔富章先生攻读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1994年到烟台大学任教。1996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李学勤先生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科研。现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暨办公室学术秘书，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先秦文史论文50余篇。现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之一“舜禹伐三苗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博士后课题“《诗经》与夏商周历史文化研究”等。

——我的治学志愿：继承前贤成果，不断开拓创新

我是学习先秦史的。先秦史离我们太遥远了，要认清其庐山真面目，实在不容易。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自己研习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然而所碰到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因此，即使讨论一件极细小的史事，也必须阅读大量的资料才行；有时甚至是读完了资料，反倒不敢下笔了。前辈常常告诫我们：“读书要博、研究要精”，实在是经验之谈。

然而，这仅是就治史的总体原则而言。如果从方法论角度看，掌握资料，还只是研究的准备。如何判辨材料，从什么角度运用材料，才是我们治史者需要深入讨论的科学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以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书面文献的二重证据法。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演讲课，其《总论》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还指出，利用地下考古材料的意义在于：一是可“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是“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这在方法论上，不仅具有开拓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科学价值。

“二重证据法”中所谓的地下材料，指的是狭义的甲骨、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实际上，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对于古书古史研究也同样重要。正如李学勤所指出：“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走出疑古时代》）。因此，李学勤赞同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即除书面文献外，又将地下材料分为“有字”与“没字”的两重。80年代，姜亮夫也提出过另一含义的“三重证据”，即在王国维二重证据的同时，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理论”。他特别强调研究古史要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弗雷泽《金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西方文化学理论为指导。

“二重证据”和“三重证据”，实际上涉及了多学科相结合问题。历史现象本是错综复杂的，只有从多角度入手，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因此，这种科学的方法，越来越被史学工作者所遵从。而近年来为世人所注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使这种科学方法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

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5月16日由国务院宣布正式启动以来，已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而每一进展都可以说是多学科相结合的结果。仅以武王伐纣之年的讨论为例。在以往，学者们单凭一些模糊不确定的文献资料进行推论，所得结论各不相同，有代表性的说法有44家之多，从最早的伐纣年到最晚的伐纣年竟相距10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则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办法，来共同会诊这一千古难题。文献学家们首先对有关年代学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可信性研究；考古学者则在陕西长安县丰镐遗址范围内找到了属于文武时期即相当于商周分界的典型遗存H18；C14专家又对该遗存内有关样品进行测定，初步结论是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已将范围缩小在30年之内；而天文学家则采用长时段计算机软件进行推算，所得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在天空的那颗著名的岁星（即木星），于公元前1045年曾出现在相应位置，这一结论落在了考古测年的范围之内。工程还将从甲骨文日月食和西周金文历谱、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琉璃河燕都遗址等专题的研究所得，互相推排，最后确定最佳的答案。相信通过多学科专家的共同讨论，其结论必将更符合历史事实，从而显示本世纪我国学术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从“二重证据”到“三重证据”，再到“多学科相结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深刻启示：史学研究必须突破界限，走综合协调、交叉发展的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并非易事。以先秦史研究而言，除历史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相当程度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考古学、天文学、文化人类学等知识。因为这些学科都是互为渗透、彼此联系的。譬如，古文字里有历史的影子，古音的分布与流变体现着民族部落的迁移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学习，努力掌握有关学科知识，切实打下广博而扎实的研究基础。